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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说 | 拿权势经营出“顶替上学”,这样的父母心不值得可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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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又有一起“冒名顶替”的案件被翻了出来。1998年,原本成绩优异的荆高峰中专落榜,与此同时,她的档案学籍也离奇失踪。直到最近荆高峰才发现,她的学籍档案很可能是被同年级一名叫李敏的同学冒用。后者凭着荆高峰的学籍入了学,毕业后进入幼儿园,成为幼儿园园长,并于2015年调入当地教育局工作。而荆高峰则在被迫复读一年后勉强考上大专,毕业后便远走他乡打工,过着和预想完全不同的生活。这样的“冒名顶替”并非个案。2009年,罗彩霞因为无法顺利毕业而发现自己的身份在2003年就被人冒用了。同年,王俊亮因无法办理信用卡而发现自己在2002年就被一个高二的学生拿走了成绩和身份。2015年,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王娜娜意外发现,当年自己并非落榜,而是在2003年被人“顶”掉了。相对于这些前车之鉴,荆高峰的案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:第一,荆高峰的妹妹在采访中表示,当年她的档案也差点被抽走,是其父亲追到另一个不曾听说过的商贸学校,才要回了档案。第二,李敏没有像罗彩霞和王娜娜事件中的顶替者一样,避嫌地选择异地就业。她的前后两份工作地址均在李敏和荆高峰共同的老家——三原县。这两点指向了同一个疑点:这样的冒名顶替难道只是一个制度漏洞么?还是由制度漏洞串联起来的一条顽固且强悍的链条?要知道,即使是在20年前,“冒名顶替”的操作也是需要突破成绩的替换、初中校方的档案篡改、公安部门的身份注销和替换、中专学校从身份核查到最终录取的重重障碍的。但事实证明,这样链条式的操作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家庭发生两次,甚至可以不惧怕被发现和被惩罚的危险,让真假“荆高峰”在小小的三原县里同时存在着。现而今,当年的涉案部门和人员也在被调查的过程中。拿人钱财,替人办事的制度蛀虫固然可恶,然而他们并不是“冒名顶替链条”的主要原因。在我看来,犯罪链条之所以顽强,背后最大的动力是那些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父母心。从本质上来说,冒名顶替就是一场拿权利和金钱换取受教育权和发展前途的交易。我们不否认在交易中获利的“顶替者”值得问责,但这样鸠占鹊巢的计划,是那些当年还没成年的顶替者们难以考虑到的操作。 据相关报道,李敏在17号已经被三原县的纪检部门控制住。然而在于荆高峰的对峙中,李敏第一反应是:我确实对不住你在先,但那也是我妈让我那么做的,我也没办法。而当年,李敏的母亲就任当地的村支书。2009年的罗彩霞案,顶替者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也是利用公安局政委的职务之便,一手将自己落榜的女儿送上了大学。事发之后,父亲一手揽下了所有的罪责,王佳俊本人则不知踪影。2015年,王娜娜想以注销学历为由与顶替者张莹莹对质,可是等来的却是张莹莹父亲的一句话:要是学历注销了,我姑娘工作会有影响,你又没工作,要啥学历?而正是这位慈父,在12年前用5000块买下了王娜娜的成绩和身份。2009年,一个假的罗彩霞冒名顶替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新生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舐犊之情,谁人都要为之感叹。可是这些父母们,你们有没有想过,你们当年的拿权拿势经营出的“顶替”,不仅害了是被顶替者的一生,更让自己的孩子一辈子都要活在被法律惩罚的阴影中,亲手夺去了孩子坦荡做人的机会。而更危险的是,一旦“冒名顶替”的口子被那些父母们撕开,必然有更多的父母嗅着利益的味道前来,用更多无辜学子的血泪,喂养那些意欲不劳而获、苦心孤诣的“父母心”。而这样把孩子的未来赌在法律底线外的父母心,一点儿都不值得“可怜”。文字 | 江楠责编 | 孔德淇 杜杨图片来源于互联网本文由南京大学新记者与荔枝锐评合作推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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